梁启超档案拍卖争议调查,梁启超重要

即将在北京匡时2012秋拍上拍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再起波澜。近日,针对梁启超直系后人日前发表声明否认南长街故居说,梁启勋后人也委托北京匡时对外发布《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说明》,声明中,梁启勋后人对梁启超故居地点以及拍品来源问题分别做出说明。

梁启超不知道,他感情深厚的二弟梁启勋,在北平沦陷后会为日本人做事;他也不知道,他所乐见的梁氏大家庭会因此事而破裂;他更不知道,年老的梁启勋为兄长的信札认认真真一页一页编号粘贴时,是怎样的心情。当然,他更不会知道,梁启勋精心保存的兄长的信札手稿藏书等物,马上要被换成钱了,而且打着其兄长梁启超的旗号。

9月17日,北京匡时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现场北京匡时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定于11月前对这批尘封百年的珍贵文物进行主题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出版与展览。

回应一:故居在南长街?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出现于今年12月5日到7日的匡时秋拍。北京匡时还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将定于11月前就拍品举行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出版与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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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沟沿胡同23号梁启超未住过

在匡时提供的资料中,拍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梁氏档案拍卖将不会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而是根据类别分成100到200个标的,总底价是5000万元。事后有业内人士评估,拍卖价可能超1亿元。

左: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致辞

声明中,梁启勋后人表示,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的故居无疑,是不是梁启超的北京故居,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但是,南长街54号作为梁启超在京的固定住所之一,这确定无疑。

发布会有梁启勋外孙孙军出席,他介绍了“南长街54号”的相关情况。在孙军及匡时的描述中,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共同居所,甚至为“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

右: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介绍“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

资料显示,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是梁启超兄弟中最亲近和倚重的。定居南长街54号后,梁启勋特地留出10间房给梁启超用,包括卧房、书房和会客室。

10月8日,梁启超的直系亲属委托早报记者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中称,梁启超逝世后,其后人已遵照遗训,将藏书、信札、手稿等捐献国家图书馆及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这次以“梁氏后人”为重要宣传点的拍卖,令他们感到蒙受委屈。声明指出,南长街54号为梁启勋故居,而非梁启超故居。声明上签名的人,包括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著名文化批评家、《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梁氏后人、梁启勋外孙孙军,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北京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现在梁启超在北京的故居定为北沟沿胡同23号。梁启勋后人表示,梁启超从未居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夫妇上世纪30年代所购房屋,“相比一个梁任公从未住过的地方,南长街54号更有条件称为故居。我们也是出于更好的纪念任公考虑,才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这次拍卖到底是谁的物品?为何梁家人会有不同表述?匡时拍卖公司又有何解释?为此,早报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试图还原此事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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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二:档案从何而来?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并称“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

众嘉宾为“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揭幕

由梁启勋整理后人保存至今

日前,梁启超直系后人特委托早报发表由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等签名的《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指出两点:1.对梁启超档案拍卖不知情;2.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

“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内容涵括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等。而康有为的信札则是保皇会在海外的两桩公案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的有力佐证。

565net亚洲必嬴,梁启勋后人表示,这批档案都由梁启勋整理,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1966年,大量南长街54号院保存的书籍、手稿、信件、照片等被抄走,另有很多被烧毁。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知道“南长街54号”的“梁启超档案”要拍卖的事情,是在新闻出来的几日后,一个朋友跟她开玩笑:“听说你们家要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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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的近四百封梁启超、康有为、麦孟华与梁启勋的通信是梁启勋长女梁思明当年争取下来的,手稿则是她从当年抄家零散丢在地上的捡起收藏的;梁氏兄弟藏书为返还物品;家具器物则一直保存在南长街54号,直到梁启勋后人1982年搬离,“目前仅余一个门楼尚在。其未来固然与我们无关,但其历史不应被忘记。”梁启勋后人表示。

9月17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同时,介绍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共同出资营建的居所,为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匡时老总董国强透露这些拍品的总底价为5000万元。

白香山诗集

负责这批藏品拍卖的北京匡时表示,希望事情能够回到重新发现和推广梁启超思想的方向上来。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的并不止那位朋友一人。1997年,梁家后代将梁启超400多件书信手稿捐献给第一历史博物馆,当时参与捐赠仪式的一位在场者也联系了吴荔明:“你们家还有那么多东西啊?”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十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白香山诗集》、《稼轩词》等68种637册梁氏兄弟批阅古籍、自用书对于梁启超知识世界的还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原件,梁启超自用书桌、拐杖、地毯等相关家具器物则为我们再现了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生活与时代。

据了解,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新书研讨会将于今天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举行,海内外梁启超专家都将出席,共同探讨梁启超对于现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家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凑不出这么多件东西。”吴荔明回忆她看到报道的第一反应,“梁家人该捐的都捐了,公公的纪念品我们各自有一些,但是用于珍藏,绝对不会拿去变卖的。”

 

事件回放

梁思礼:只留有三件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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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北京匡时宣布将拍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10月8日,梁启超直系后人发表声明指出,南长街54号为梁启勋故居,而非梁启超故居,并对拍品持疑,表示梁启超遗物已捐献国家。此后,梁启超后人称不会对此事再进行回应。

身在一个传奇家族,梁启超的儿孙辈却尽可能少地与媒体接触。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家第二代唯一一位在世者,现已88岁。《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作者吴荔明表示,舅舅对有关梁家的采访一般能推则推,但这次主动要求出面澄清,因为有一条底线被触犯:拍卖。

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定礼本

生于广东农村,虽是耕读之家,年少时的梁启超也得面临“欲购一潮州刻本之《汉书》而力不逮”的窘境。一方面深知借书之难,一方面致力开启民智,他生前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身体力行者,身后则将其收藏捐赠“以供众览”。

这批珍贵的档案一直保存在北京南长街54号,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此院居住。所有档案藏品均由梁启勋整理珍藏,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1912年梁启超流亡回国后,开始了在北京的政治活动,梁氏兄弟一起买下位于南长街的四亩地,并营建三进的54号院,在这里打开了人物关系网络,完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大事件。

梁启超的后人一直恪守其遗训。1930年2月,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遵父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于北平图书馆(解放后改名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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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天津饮冰室的藏书中,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一并捐献的还有1284件自商代至民国的碑帖拓本,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收录的中国历代碑刻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拓本占其半数,其中包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

梁启超信札

对于这位近代思想家,天下公器重于个人爱好,因此在身后将毕生之力的收藏全数捐出,不私子孙而公诸社会。

梁启超的文物绝大部分已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这宗来自“南长街54号”旧藏的梁启超信札、手稿、书籍、家具,是市场上仅存的规模最大、题材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梁启超档案,其中大部分资料从未曝光。为我们揭秘了关于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等诸多历史往事的隐秘细节,与二十世纪时局重大事件息息相关。

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创办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北平图书馆,梁启超生前所使用的书桌文具等一并捐给北平图书馆。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1954年,为配合北京图书馆善本名家文库的建设,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令娴)捐赠了三大箱梁启超文稿手迹及其他墨迹。梁启超生前笔耕不辍,著述1400余万字。这批捐献的手稿不仅包括了收入在《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这批档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等方方面面,不仅是研究梁启超、梁启勋、康有为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最新发现,也填补了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研究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书信和手稿用精美信笺书写,书法俊逸清秀,亦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欣赏价值。

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梁氏直系后代还是坚持捐赠给国家机构的方式。1997年,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向第一历史博物馆捐献了1903到1928年间的梁启超书信,共14册,416件,不仅包括与历史人物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

在2005年,吴荔明还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捐得七七八八了。”吴荔明说。

被梁启超昵称为“老白鼻”的幼子梁思礼,展示了他仅有的三件梁启超遗物:“一幅字本来是思忠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了。另有一枝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家”“我们不想影响他们拍卖,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要说明的是:南长街54号并不是梁启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环的寓所里,梁思礼对记者表态。

在匡时公司的资料中,“南长街54号”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兄弟俩共同出资、共同营筑,“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

事实上,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流亡自日本回国后,在选择京津居住时并非没有犹豫,反而梁启勋极力劝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进京应酬了4天的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给梁思顺写信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回国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荣街,一大家子回国之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买了近4亩地,1915年建成前后两栋寓所,在其南侧的书斋饮冰室则要等到1925年建成。

北平(北京)图书馆在1930年与1954年两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启超藏书、手稿时,接收地点分别是“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及“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前者即饮冰室,后者即王夫人解放后在北京住处。

公认的梁启超故居,除了天津一处,另一处在其出生地广东新会。至于梁思成在北京的“挂牌”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顺所购置,他小时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启超显然未曾住过。

有史可稽的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一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的团城。吴荔明听其母梁思庄回忆,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而另一处,则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回忆,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确实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南长街54号梁启勋家。“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梁思礼说。

在梁启超对长女事靡巨细一一报备的书信里,并没有见到对南长街54号“共同出资”、“共同营筑”的记载。在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描述中,当时南长街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值钱,梁启勋分三次买了地开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启勋的孙辈听来的说法是:梁启勋当年购地建房时,梁启超作为兄长曾出钱资助。而当梁启勋要还钱时,梁启超说:“不用还了,我也要住。”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启勋,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辈,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边,靠他生活的。梁启超是长子,他父亲去世后,亲戚生活没着落都会找他。”解玺璋说。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转困,天津的王夫人卖掉了原来的寓所,住在饮冰室。1950年,因为想念都在北京的儿孙辈,她将所余书籍捐献,将饮冰室卖了约合3000匹布的价格,购置了西单手帕胡同一处小四合院。吴荔明认为,如果“南长街54号”真的跟梁启超家有关,那么王夫人迁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腾,“我们那时候每周末说去婆(吴荔明称外公为公公,外婆为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在南长街54号还有房子。”

“梁启超基本还是住在天津,在清华讲课的两年,是比较集中住在北京的时候,平时住教工宿舍,进城的时候住在南长街54号。这些都有很多书信、记录可以证明。资料显示,房子是梁启勋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故称故居并不合适北京大学教授、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认为,房子不是梁启超购买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称作故居。

“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两家断交”

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感情甚笃。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梁启勋负责护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时,因梁启超正生病,在中国同时举办的文定礼,便在南长街54号由梁启勋主持。梁启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时,梁启勋负责操办墓地,在条件艰苦的香山上待了两个月。

“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启超活着的时候,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会要求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给梁启勋写信,梁思顺有次一个月没有写,梁启超就写信给梁思顺催她给二叔写信,说二叔老问你。”解玺璋说。

但这种家族情感在梁启超过世的八年后结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调查日伪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其婿杨正彦在2010年发表的《梁启超的纪念馆应当设在哪》中,并没有将这段历史隐去:“日伪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给了他(梁启勋)一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虚职,报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吴荔明回忆。

在这次拍卖的宣传中,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长街54号”担任了秘密基地和庇护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长街54号确实帮助学生转移去解放区,但具体负责的,并不是梁启勋,而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学,当时她有3个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她考虑到南长街54号“深宅大院,便于隐藏”,便跟梁启勋的女儿梁思明提出能不能帮助转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圆明园避暑不知情。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儿女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这些都是事实。”